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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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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传播环境下短视频应用发展分析******

      国际传播环境下短视频应用发展分析

      ——以“抖音”及其国际版“TikTok”为例

      陈 昊 李凯旋

      【提要】新媒体时代,短视频作为能够满足受众表达的新媒体产品,以抖音为代表的移动端短视频平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的加持下,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跨越。平台通过构建中心化展示手段,满足了不同语境下受众对短视频产品的需求,政府机构、主流媒体、头部 KOL、MCN 机构等纷纷入驻,与粉丝充分建立粘性。国内短视频行业快速发展为其“破圈出海”,融入国际传播环境提供了契机。2017 年以来,TikTok(抖音国际版)已面向全球 154 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 75 种不同语言版本,目前全球用户高达 10 亿。然而,短视频在实现国际领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认同、经营方向和用户体验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短视频 国际传播 TikTok 传播特点 发展趋势

      一、国内外短视频传播的发展现状

      1、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1)原创内容生产用户不断增长

      近年来,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产品凭借其生动、趣味的特点,不断迎合用户阅读喜好,赢得国内用户追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所做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73 亿,占网民整体规模 9.89 亿的 88.3%。到 2022 年抖音各版本在国内的日活跃用户已超越 6 亿,位居短视频行业头部。

      国际方面,全球移动应用数据平台 Sensor Tower 商店情报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抖音及其海外版 TikTok 以将近 6700 万下载量,蝉联全球移动应用(非游戏)下载榜冠军。其实,早在 2021 年 TikTok 的全球活跃用户就已经超越了 10 亿。

      作为构建中心化展示平台的短视频应用,抖音以及 TikTok 网罗不同文化、不同国籍、不同类型的头部KOL活跃在平台,极大的吸引了人气。与此同时,较低的创作门槛,简易方便的拍摄和剪辑模式,多样的应用插件,帮助用户迅速剪辑出优质短视频,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水平用户进行短视频创作的诉求。随着 UGC(用户生产内容)成为短视频内容生产的新主流群体,媒介即人的延伸的理念也逐步运用于短视频领域。

      (2)专业内容生产主体不断探索

      抖音以及海外版 TikTok 在内容创作上都采用了 UGC+PGC 的生产模式。如果说 UGC内容生产方式大大满足了受众通过短视频自我展示的心理,其 PGC(专业生产内容)生产模式也打破地域、文化、语言的壁垒,让更多的用户参与其中,快速实现了全球化的发展。

      在短视频日益占据用户生活的今天,专业内容生产主体也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入驻短视频平台,这也使得短视频制作成为新媒体环境下国内外多个专业媒体的标配。[1] 在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专业内容生产主体入驻抖音平台之初,也只是对其两微一端内容的平移和截取,但是由于短视频的时长限制和用户的碎片化阅读需求,其并不能展现原始内容的全貌,其传播效果并不乐观。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华盛顿邮报》也在不断探索内容生产的新方式。

      抖音号“新闻联播”在 2019 年 7 月开始推出《主播说联播》栏目,联播结束后,主持人一改新闻联播中严肃的形象,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评论热点新闻。《华盛顿邮报》作为美国具有相当资历的媒体,也利用 TikTok 账号放映自家新闻间的花絮内容。

      传统媒体的不断探索,迅速在抖音平台吸引了上千万粉丝。有学者称,专业内容生产主体在短视频平台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2、传播内容不断创新

      近年来,今日头条孵化的以创意短视频为主要推送内容的抖音及其海外版 TikTok,作为一款可以分享生活的社交类软件,为用户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玩法,它旨在帮助国内外大众用户表达自我,记录美好生活,并带动用户由记录生活向改变生活转变。

      个人播主入驻抖音,通过对日常趣闻、成长点滴等内容进行短视频化的剪辑,实现传播美好生活的理念。抖音号“燃烧的陀螺仪”,以独特的摄影视角和富有节奏的细节特写,记录着一个乘务人员的航空生活和各地的风景,向用户传递着“只要用心,生活处处皆美好”的生活态度。在海外版 TikTok 上,网红海莉作为青少年,通过这样一个大流量的平台,不断地展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才艺,表现了快节奏时代的生活享受。

      这些记录生活的短视频账号都拥有着几万至几百万的粉丝不等,每一条作品下面都有着活跃粉丝对其生活的点评和感叹,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浏览量和点赞量背后,是粉丝们对其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认同,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众多用户的生活观点和生活方式。

      3、传播效果日益高效

      1974 年大众传播学者卡茨曾经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该理论以受众的立场,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的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抖音平台,也是基于此理论,通过对用户行为与喜好数据的抓取与分析,进而不断筛选和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使用户获得心理满足,从而增强用户粘性。

      抖音及 TikTok 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阅读偏好,针对性推荐兴趣领域的内容,一方面节省了用户筛选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极大提高了短视频平台的审视率和播放率。[2]。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们更多关注“抗疫中的逆行者”,智能化的推送,让更多正能量的精神鼓舞着受众,在全社会形成了同心抗疫的氛围 , 在媒介的使用满足理论上智能化优点不可计数。TikTok 也利用大数据算法为根据用户的停留时间和喜好等,为用户喜爱的商品推送广告,以满足其消费需求。

      二、短视频传播凸显的现存问题

      1、产品水平参差不齐

      (1)同质化内容导致审美疲劳

      高质量的内容和翔实可靠的信息是短视频得以长远发展的必备基础。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丰富多样的短视频凭借着趣味性和冒险性赢得了用户的点赞和喜爱。门框之间粘上胶带、卧室门上放一盆水或者一桶面粉,来整蛊朋友和家人的短视频让网友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获得了无数网友的效仿,一时间打开抖音都是诸如此类的恶搞类内容。

      得益于大量免费插件的应用,抖音和TikTok的右下角都出现了“拍同款”或者“同款音乐”的功能。用户可通过使用插件,拍摄同一背景、音乐甚至情节的短视频作品。流水化的制作手法产生大量同质化内容,不仅造成了公众资源的浪费还导致了用户的审美疲劳。

      在当下新媒体产品快速更新换代的今天,包括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各种主流媒体在内的编辑、运营团队都再次提出了“内容为王”的发展策略,短视频平台的长远发展亦应如此。[3]

      (2)庸俗内容加剧虚拟现实失衡

      在第一章节中也论述到了短视频平台的进入门槛较低,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拥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发布各类信息,吸引其他用户的眼球。因此,短视频产品除出现大量同质化内容外,也出现部分庸俗内容,加剧了部分用户对于虚拟与现实社会的失衡感。

      网红播主 “迷人的郭老师”凭借着疯癫的形象、夸张的动作和不靠谱的语言表达吸引了百万粉丝,创造出“郭言郭语”,将猕猴桃、草莓等水果谐音化、怪异化。这些庸俗设置打擦边球内容的出现,使短视频内容的质量呈现参差不齐的水平,对用户的行为有着负面诱导作用。2020 年 7 月巴基斯坦曾就“不道德及不雅内容”向 TikTok 平台发出整改令,而TikTok 仅一天后就遵照巴方要求删除了 370 余万条涉嫌违规的内容。

      2、内容真实客观有待考量

      (1)断章取义,造成伦理失范

      由于短视频本身旨在迎合用户碎片化的阅读需求,无法完全实现对短视频内容真实程度的把关,恶意传播、故意诋毁造成“网暴事件”“反转事件”等失真现象时有发生。

      以国内媒体报道为例,2020 年 7 月初,杭州一位女子取快递时,被隔壁便利店老板恶意偷拍视频并造谣其出轨快递小哥,短视频快速传播,事件持续发酵,不明就里的短视频受众纷纷“吃瓜”,致使当事人无端遭受“网暴”。英国媒体《Dazed》刊文指责 TikTok 审核不利,称一条位于 TikTok# 新型冠状病毒 # 话题榜单前列的热门视频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是通过眼睛传播的,戴口罩根本没有用”,这条靠截取部分在线文章,以断章取义之举来博取眼球的视频,还获得了 200 多万点赞。

      因此,短视频媒介构建出的“超真实”情境使得用户对于社会事实真假难辨,无法在“技术图像”构建的社会中寻找对真实的诠释方法。

      (2)内容简短,产品缺乏深度

      以传统媒体为载体的视频产品,通常具有较强的叙事逻辑。由于电视节目的时长远长于短视频,因此传统意义的视频产品,无论是民生新闻还是社会趣闻都强调不同的叙事结构和表达逻辑。比如国内以《老梁故事汇》为代表的社会趣闻类电视节目,为了让视频内容更加吸引受众,赢得用户喜爱,通常按照抛出问题、遇见困难、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叙述逻辑。

      抖音短视频产品由于有时长限制,需要将叙事的总时长控制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因此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问题的抛出和前情的铺垫,为了更大程度上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和观看需求,只能单刀直入,直接讲述事件的核心矛盾或者事件结果,去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并不能在故事的表达上完成深入讲解。TikTok 海外版同样是以 15 秒为时间临界点,除此之外Twitter 在 2012 年收购的 Vine,更是鼓励用户利用 6 秒钟拍摄并记录生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抖音用户碎片化的阅读习惯,造成注意力退化等问题。

      3、形成不良用户体验

      (1)信息泄露,干扰用户生活

      如果用户想要在短视频平台畅所欲言地发表评论和发表短视频作品,抖音和 TikTok 等短视频平台首先会要求用户验证注册,然后便会征求用户访问相册、相机麦克风等设备的权限,一方面这的确会为更好地进行用户画像奠定基础,但是用户隐私内容的收集也使得用户面临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

      (2)信息茧房,加剧知识鸿沟

      信息茧房的概念是由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概念。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茧房”中的现象。第一章中,提到了抖音短视频通过智能化的推送极力满足用户需求,增加用户粘性。

      智能化的推送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和收集了用户喜好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大数据在对用户喜好进行分析和筛选的同时也在极力进行用户的精准画像,根据用户画像为其推送内容,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短视频平台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桎梏于信息的茧房当中。

      被包围在“茧房”之中的用户,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越加了解,则对兴趣之外的内容鲜有接触,这也就造成了用户对于一个领域和另一个领域内容了解程度的两个极端。对于不同的用户群体来说,则加剧了两个群体认知的知识鸿沟,扩大了认识偏见。这也是造成群体极化和知识圈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短视频传播的发展趋势

      1、更加贴近主流生活语态

      (1)多元文化融合传播正能量

      与抖音在中国国内的运营思路相似,TikTok 通过鼓励不同地区的网红、明星创作发布视频,这类人群大多作为当地的文化标签,其创作内容普遍优质,能吸引大量关联粉丝关注。通过头部 KOL 参与到主题内容创作工作中,发布励志、向上且符合当地文化内涵的内容。随着内容传播和认同感提升,更多优质播主加入,带有明显文化符号的优质内容被创作出来,符合正能量传播的短视频作品不断更新和传播。

      TikTok 用户通过短视频互动平台搭建起海外中华文化的多元应用场景,多元文化在同一平台各类作品的交流中实现融合,带动了网络社交圈层的建构,大大提高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影响力。[4]

      (2)强化平台监管与自律

      监管是平台有序运行的保障,自律是平台健康发展的支撑。尽管抖音短视频平台目前已经在不断扩大内容审核团队,但是仍然需要充分发挥播主的自律性,已经充分调用广大抖音用户发挥“举报”功能。

      相对于国内,2020 年以来 TikTok 在短时间内经受了诸多考验和打击,其中许多都和内容审核有关。基于互联网应用技术的进步,抖音(TikTok)审核人员开展审核工作之前,自动化审核已借助预先设计的模型对内容进行更高级的分析。所有包含儿童色情、恐怖暴力等主题的视频、图片和文字将被自动截取,等待审核人员处理并下架内容。

      在抖音(TikTok)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政府网络监管、平台技术把关、用户自律发布,根据国家网络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制定公约内容,保持短视频平台的健康发展。

      2、持续深耕满足核心用户并保证信息真实

      前文中已经论述,用户碎片化的需求,导致短视频只能在特定时间内表达重点信息甚至片面信息。因此,由于时长的限制也造成了信息的片面化和信息失真等问题,因此在抖音等短视频未来趋势的发展方面,保证信息真实仍然是考验其社会效果的一个重大因素。[5]

      3、培养人才专业化经营

      与传统的电视视频媒体平台不同,短视频平台如果在策划、摄影、摄像、剪辑、后期包装、独立运营等各个方面都依靠强大的团队,势必在信息传播上会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程序化工作交接上。

      澎湃新闻在 2019 年 7 月开始策划“大国大桥”系列短视频,视频记者或两人一组,或一人独立,在 3 周内完成了 36 条短视频的创作。其中,记者集策划、采访、录制、剪辑于一身,短时间内高效完成拍摄任务。

      未来的短视频平台依然需要培养人才进行专业化经营,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使其“身兼数职”,在内容、模式、把关上都充分熟悉了解短视频的发展程序。

      四、结语

      短视频作为新型网络传播平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向生活和商业等领域延伸,以求达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短视频行业本身存在的瓶颈也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发展日益显现:短视频行业经历着从短期获取流量的娱乐工具到满足不同类型受众表达、引导舆论导向等职能的专业化平台转变等。

      本文以移动短视频平台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 作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短视频平台在发展趋势、用户体验和痛点分析等维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但在短视频平台不断进行内容监管、形式创新等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更需要政府法制建设向短视频平台倾斜,为短视频平台打造一片“净土”,做到短视频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陈昊系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记者;李凯旋系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郑宁 . 视听语言在短视频领域的运用分析——以抖音平台为例 [J]. 中国有线电视 ,2020(12):1458-1460.

      [2] 刘颖洁 . 智能媒体时代网络短视频的传播模式研究 [J]. 记者摇篮 ,2020(12):58-59.

      [3] 曾 静 . 媒 体 融 合 背 景 下 主 流 媒 体新闻短视频发展策略思考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0,11(23):1-2.

      [4] 世界期待中国故事谱写新篇 [N]. 乔继红 . 新华每日电讯,2022-01-03 (002).

      [5] 赵娜 , 谭天 . 中国短视频未来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分析 [J]. 视听界 ,2019(04):5-9.

      国际传播界·202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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